起母亲说过的话——名字是一个人最干净的东西。于凤至这三个字,就是她全部的信誉。她不用头衔,不用碑文,不用任何装饰。她把答应的事都做完了,名字就够了。
他对着墓碑点了点头,像是母亲还坐在账房里看着他——目光专注、沉静,像在验一枚铜板的分量。
他拢紧大衣,转身往停车的地方走去。走出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风把清单吹开了几页,最上面那一页的第三个名字旁边,铅笔打的勾还在——浅灰色的,在雪光里微微发亮。
那个勾的力道和他母亲在芝加哥钢铁合同备注栏里写字时一模一样,端端正正,入纸三分。于小梅的名字排在这一页的最上面,旁边备注栏里那行小字还在:毕业后愿意回乡任教。
他拉开车门坐进去,发动引擎。车里的暖气慢慢涌上来,他摘下手套,手指在方向盘上轻轻敲了敲,像是在拨一颗看不见的骨珠。
母亲的大算盘现在锁在办公室的玻璃柜里,但他不需要拿出来拨——那一声脆响在他心里响了五十多年,每一颗珠子拨下去,磕在档位上,对就是对的,没底就是没底。他六岁那年第一次拨对从一加到一百时心里那一声“对了”,他花了半个多世纪才真正听懂。
现在他拨了母亲不在的第一个元旦,心里有底。他踩下油门,车轮碾过薄雪,驶向纽约城的方向。后视镜里墓碑越来越小,最后变成雪地里的一个点,但碑前那张清单在风里轻轻翻动着——纸页一张一合,像一个还在呼吸的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