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〇年十月十二日，于凤至在纽约家中安详离世。

闾珣守在床前。母亲的手搭在那份受助学生名单上，手指已经凉了，但指尖还搁在第三个名字旁边——铅笔打的勾还在，那是她去世前最后划的一道。名单被窗外吹进来的风掀开了几页，最上面那一页的页脚轻轻翻起来，像一只白蝴蝶停在纸边上。

他伸手把名单按住，没有合上，只是轻轻压着，让那些名字继续躺在母亲手边。她的手很瘦，骨节分明，无名指上没有任何戒指。这只手拨了七十多年的算盘，从帅府账房拨到华尔街，从芝加哥钢铁拨到墨西哥湾，从基金会第一份名单拨到此刻指尖下的这一份。

窗外哈德逊河上的渡轮拉响了汽笛，声音穿过半开的窗户传进来，低沉而悠长。

葬礼很简单。母亲生前交代过——不登报，不举行公开追悼，墓碑上只刻名字和生卒年份，其余的字一概不刻。她是帅府少奶奶也是华尔街投资者，但这些头衔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把答应的事都做完了。

来送别的人不多，闾珣带着妻子儿女站在最前面，闾实从台湾赶来，站在他旁边。科恩坐在轮椅上，由儿子小科恩推着。

老科恩已经九十多岁了，头发全白，手里攥着一只从唐人街买来的小算盘——他到现在也不会拨，但几十年来一直放在办公桌上。他把算盘放在墓前，没有说话，只是用手在算盘框上轻轻拍了拍，像是在拍一个老朋友的手背。

霍普金斯从香港发来唁电，只有一行字：夫人，铆钉孔的意思我懂了，航线还在。落款处附了一句——我已通知榆树县中学全体受助学生默哀三分钟。

彼得森已经去世了，他的儿子代他送来一束白菊，附了一张卡片，上面是他父亲生前常说的那句话：她每次追加投资前都会把风控报告从头到尾看三遍。卡片背面写了一句：现在她不用再看报告了。

葬礼结束后的第三天，闾珣独自回到母亲的办公室。

走廊里很安静，他的脚步声在木地板上一下一下地响。墙上挂着基金会历任执行长的照片，最前面那张是母亲——头发全白了，但站得笔直，背景是基金会刚挂牌时的那块铜牌。

他推开门，站在门口。夕阳从西窗斜射进来，落在旧藤椅上。藤椅的坐垫还留着母亲身体的形状，扶手上被她手掌磨出的那两道印痕还在，颜色比旁边的藤条深了一层。

办公桌上摆着她的大算盘，最右边那颗骨珠泛着暗金色的光泽，微微凹进去一圈，是她每次对完账最后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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