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的话,我不敢改。”
他把章程往前推了推,铅笔放在旁边。铅笔在桌面上滚了半圈,停在章程第一页的边缘。
“在座各位都是基金会董事,都对基金会的未来负有责任。我尊重提案人的初衷,也理解扩大资助范围的逻辑——医疗、环保、扶贫,每一项都是值得做的事。但章程第一条是太奶奶亲手写的,她用这八个字管了一辈子——从军需处的采购单到基金会的拨款单,从评审小组的印章到每一份受助学生名单,规矩从来没变过。
她管军需的时候有人劝她放宽验收标准,她说每一颗子弹都要验过再发——卡壳的、受潮的,一律退回去。她做投资的时候有人劝她别用三签制,说审批太慢会错过时机,她说一颗子弹打错地方伤亡的是一个兵,一笔交易做错了方向亏的是几百个家庭的钱。
她成立基金会的时候有人问她为什么只资助教育,她说教育改变的是人——铁路被关东军占了,仓库被改成冷库了,帅府变成陈列馆了,但她在榆树资助的那些孩子,他们长大了当老师、当医生、当工程师,这些人是不会被任何人占的。”
他停下来,目光扫过长桌两边的每一张脸。
“今天如果要在她的字上改一笔,我不能代她做这个主。你们谁敢改,先在这张纸上把自己的名字签了。签在太奶奶名字旁边——她签的是于凤至,三个字端端正正。谁觉得自己的信誉能跟她并列,谁就签。”
会议室里安静了很久。提案人低头看着那份泛黄的章程,手指在提案封面上轻轻敲了两下,然后停下来,没有再说话。其他董事也没有人动。铅笔放在桌上,没有人去拿。
那份手写章程静静地躺在会议桌正中央,第一条旁边于凤至亲笔画的圈还清清楚楚——铅笔线条已经有些模糊了,但圆圈没有断,一笔画到底。窗外又传来一声渡轮的汽笛,比刚才更远,像是已经驶出了港口。
张明远等了好一会儿,然后拿起那份章程,放回铁柜子里。他从口袋里掏出钢笔,在备注栏里写了一行字:二〇〇五年董事会决议,章程第一条不改。全场无人签字。字迹端端正正,入纸三分,跟太奶奶在芝加哥钢铁合同上签字的力道一模一样。
散会后他独自坐在办公室里,窗外的渡轮已经驶远了,河面上只剩下一道逐渐消散的白色尾迹。夕阳从西窗斜射进来,落在大算盘上,骨珠泛着暗金色的光泽,最右边那颗微微凹进去一圈——那是太奶奶拨了大半辈子磨出来的凹痕。
他把大算盘从玻璃柜里取出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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