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于凤至那年，她十九，我十六。我爹拍板定下这门亲事，我不敢违抗。新婚之夜我跟她说了一句话。

“婚后互不干涉。”

“好。”

她答应得比我想象的还要干脆。那时候我觉得这个女人冷，冷得像她手里那把算盘，珠子拨下去的时候磕在档位上，清脆、稳定、不留情面。

她刚嫁进来就开始查账。帅府账房里堆了三年的旧账本，她一个人翻了个底朝天，查出好几年的亏空。我爹在正厅里拍着桌子，声音大得能掀翻房顶。

“老子打了一辈子仗，没见过你这么硬气的女娃！以后帅府的账你管，谁不服让他来找我！”

我站在旁边，看着我爹对她赞不绝口，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有点佩服，又有点不自在。她是我娶回来的女人，但她做的每一件事都跟我没关系。她不需要我帮忙，甚至不需要我过问。

她不管我，也不管我在外面有多少女人。奉天城里谁不知道少帅风流，身边的女人换得比衣裳还勤。她从不过问。

有回我在外面喝了酒，半夜回到帅府，路过账房门口，看见灯还亮着。她从账本上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我站在门口，没进去。她也没叫我进去。我们隔着那道门槛互相看了一眼，她就继续低头拨算盘了。

我站在门外，忽然觉得自己身上那股酒气和脂粉味跟那间账房里的味道格格不入。炭火味、纸浆味、铅笔木屑味——那些是干净的。我不是。

那几年她在帅府里的分量越来越重。我爹让她管军需，她就管，每一笔采购单都要三个人签字，每一批弹药出库都要验过。杨宇霆在军务会上发难。

“军需是军国大事，不该交给一个女人。”

她一句话没说，把铁路筹备进度表抄送了一份给军需处。杨宇霆看了之后没有再开口。

我坐在旁边，还是什么都没说。我应该是她的丈夫，但我更像一个旁观者。有时候我觉得自己配不上她——不是身份上的配不上，是心气上的。她做事太稳了，稳得像一把卡尺，量什么都是一丝不差。而我连自己的脾气都量不准。

后来我开始在深夜推门进去。她拨她的算盘，我坐在炭火盆旁边，不说话。她从来不问我从哪里回来。有一回我在炭火盆旁边加了一铲炭，她头也没抬，只是把算盘往旁边挪了挪，给我腾出一块地方。

“你放那边吧，别烫着手。”

她没有说谢谢，我也没有说话。

九门口血战，我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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