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她在后方守补给线，每天一封电报。

“今日伤亡过半。”

“绷带五天后到。”

“阵地还在。”

“磺胺已发。”

“我没死。”

“你别死。”

我们之间所有的感情交流都缩减为电报的简码和物资的清单。我从来没有在电报里写过“想你”，她也没有。但我知道，每一批绷带、每一箱磺胺、每一车冬衣，都是她写给我的信。

我收到绷带那天，打开箱子，看见上面印着“奉天被服厂”几个字。我认得那字迹——账本上她也是这么写的，端端正正，入纸三分。我把绷带包拆开，纱布雪白，没有一丝跳线。她大概在纺车前守了好几天。她从来不说，但我知道。

我负伤回奉天养了几个月。她每晚替我换药。纱布叠几层，药膏抹多厚，绷带缠几圈，每次都一样，不多不少。

“九门口打到最后，能站着的不到一半。”

她换药的手停了一瞬。就一瞬，然后又继续缠绷带。她没有说“你受苦了”，也没有说“以后别上战场了”。她只是把绷带缠好，端着药盘走了出去。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伤口，忽然想，这个女人的心疼也是验过枪的——每一丝都量过，不多不少，刚好够我感觉到，又刚好不够我说出口。

西安事变后我被软禁在雪窦山。她抱着算盘和账本进山陪我。她每天天不亮起来坐在廊檐下翻账本、写合同、给纽约分公司发电报。我站在她身后看她拨算盘，她的手指还是跟以前一样稳，但头发白了，白得比我快。

“你的头发白了很多。”

“年纪到了。”

“是在山上熬的。”

她没有接话，继续拨算盘。我忽然觉得自己这辈子欠她太多，多到用几辈子也还不清。我不敢看她的眼睛，不是因为她眼神里有责备——是因为没有责备。

她从来没有责备过我。我负伤的时候没有，我软禁的时候没有，连我在外面风流的时候也没有。她只是拨她的算盘，磕她的骨珠，记她的账。这种沉默比任何责骂都更让我心里发虚。

她发现腋下硬块那天，是赵一荻告诉我的。

“大姐腋下有个肿块，已经八个多月了。”

八个多月。她从雪窦山到沅陵，一路颠簸，一路替我挡着宪兵的盘问，八个多月没有吭一声。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没有睡着。不是不想睡，是凤至的事情比困更重。八个多月。她大概每天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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