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自己还剩多少时间，但从来没有让我看出来。

她走的那天是清晨。我把算盘放进她的藤箱里。

“算盘还给你。我用不惯。”

“你用不惯也得用。以后没人替你拨珠子了，你自己拨。”

她接过去，拨了一下最右边那颗骨珠，声音跟十几年前在帅府账房里一模一样。然后她上了马车，头没有回。我站在山门口看着马车转过山弯，晨雾慢慢合拢，什么都看不见了。

她签字离婚的时候我没有去。闾珣进来说了一句话。

“妈签完了。你要不要去看看她？”

“不去了。”

我不敢看她签字的样子——我知道她签字的时候手不会抖，字迹会跟平时一模一样，端端正正。她越是从容，我越是不敢面对。

一九五五年她签完字，把我交到了一荻手里。一九六四年七月四日，我和一荻在台北正式结了婚。婚礼在杭州南路一位美籍友人的家中，陈维屏牧师证婚，场面很小，只有几位亲友在场。一荻那天穿了一件素色旗袍，没有戴太多首饰。她接过结婚证的时候没有哭也没有笑，只是说了一句话。

“这张纸我等了三十五年。”

她十六岁跟了我，从奉天到雪窦山再到台北，端茶送药、培土种树。她从来不问我什么时候给她名分，从来不抱怨。她父亲当年登报和她断绝关系，把她从赵家除名，她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提过一个字。

我把她从一个高官千金变成了一个没名分的女人，又把一个没名分的女人变成了我的妻子。她这辈子从跟了我，就再也没有回过赵家。

一九九〇年深秋，凤至走了。闾珣打来电话。

“爸，妈走了。她走的时候手还搭在名单上，名单最上面那一页第三个名字旁边，铅笔打的勾还在。”

“知道了。”

我挂了电话，没有开灯。手里握着那把算盘，骨珠被磨得光滑如镜。我轻轻拨了一下最右边那颗珠子，那是她每次对完账最后拨的一颗。骨珠在安静的房间里发出一声脆响。

这一声脆响，和她在帅府账房里拨了几十年的声音一模一样。她把算盘还给了我，我留了一辈子，还是拨不对。她从来没教过我，我也从来没学会。

凤至，你说各人有各人的账。我这辈子欠了很多账。你的账——谢谢你替我拨了大半辈子。你们俩——一个替我守江山，一个替我守灶台。我这辈子欠了两个女人，还不清。

一荻，灶台上那碗绿豆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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