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令传下，几艘船悄然驶向福建。船上带着郑成功的亲笔信，和“招贤纳士”的榜文。

与此同时，台湾的屯田艰难推进。瘴疠、水土、土著袭扰，每天都有将士病倒、死去。但开垦的土地，也在一天天扩大。第一批稻种撒下去，在亚热带的阳光下，顽强地发芽、抽穗。

明伦堂里，读书声虽然微弱，但每日不断。教书的，是个从金门跟来的老秀才，学生，是十几个将领的子弟。教的，是《三字经》《千字文》，是“人之初，性本善”，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这些简单的话，在台湾的海风中，显得格外珍贵。

郑成功有时候会站在堂外，听一会儿读书声，然后转身离开，去巡视屯田，去督促筑城，去处理无数繁杂的军政事务。

他知道，他可能看不到台湾真成“小江南”的那天。但他要打下基础，要开这个头。要让后来人知道，这条路，可以走。

至于能走多远，走到哪里……交给天，交给后来人。

1659年的春天，三方势力各自走到了命运的岔路口：

北京，文网收紧，庄廷鑨们的血让江南士林彻底噤声。洪承畴在史书上写下“愚忠”二字时，不知是否想起自己也曾是“愚忠”的一员。

广西，永历踏上流亡缅甸的不归路。一个皇帝，三百随从，在西南的深山中，走向注定的终结。

台湾，郑成功在瘴疠之地艰难屯田，在明伦堂里延续读书声。一个海外汉人政权的雏形，正在血汗中缓慢成型。

文明的火种——

在北京，它被装进钦定的框子，成为新朝文治的标本。

在西南，它随着皇帝的流亡，飘向异国他乡，前途未卜。

在台湾，它在瘴疠与屯田的艰难中，顽强地发出微弱的光。

三条路，三种命运。

没有人知道，哪一条能通向未来。

他们只是在自己选择的路上，咬牙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