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绘员，林深。名字旁边有备注——牺牲。牺牲？怎么牺牲的？后面没有写。工程日志里也没有记录。只有两个字——牺牲。像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只是名单上的一个名字。

我翻到工程日志的最后几页。字迹潦草，像是在很紧急的情况下写的——1956年7月，勘探队在亚马逊雨林深处发现一座古塔。塔为七层石结构，风格与当地建筑不符。8月，测绘员林深单独进塔，失踪。9月，搜救队在塔内发现林深的衣物，人未找到。10月，项目组撤离，塔的位置被标记为“永久禁区”。永久禁区。这四个字下面画了红线，笔迹很重，像是写这四个字的人在用力。

我把名单和日志复印了一份，装进包里。走到门口的时候，档案管理员喊住我。“你查的这个林深，是你什么人？”我顿了一下。“不知道。”

从档案馆出来，天快黑了。广州的傍晚车很多，人很多，噪音很大。我站在路边等红灯，看着对面的人行道上人来人往，忽然有种不真实感。这座城市的灯光和雨林的黑夜是两种颜色。一种亮得刺眼，一种黑得不见底。我在两种颜色之间，不知道属于哪一边。

那个1956年牺牲的林深，是我吗？不是。同名同姓的人很多，那道疤不是，那道疤跟了我三十年，不是从1956年传下来的，是从更早、更早以前。沈鹤亭传给他儿子，他儿子传给他孙子，一代一代，传了八百年。传到1956年那个林深，再传到我。不是巧合，是血脉。我和那个1956年牺牲的林深，流着同一个人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