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变。跪着的好像站起来了，站着的好像跪下去了，跳舞的好像换了一个舞步。八百年了，它们一直在动。只是人眼看不到。人的眼睛只能看到静止的东西，看不到时间，看不到刻痕里的光，看不到石头里的血。

我蹲下来，摸了摸其中一块石板。石头是热的，被太阳晒了一整天，摸上去烫手。刻痕很深，指甲嵌进去，能感觉到刀锋的走向。刻这些图案的人手很稳，每一刀都很果断，没有犹豫。他知道自己要刻什么，知道为什么要刻，知道八百年后会有人在这里摸他的刻痕。也许他就是沈鹤亭。也许他在进塔之前，在这片广场上，刻下了这些跪着的人、站着的人、跳舞的人。他们在朝他朝拜，朝拜他，朝拜这座塔，朝拜那只眼睛。

我站起来，走回洞口。又蹲下来，往里看。还是黑的。太阳又偏了一点，光线从洞壁上移到了洞口的边缘。我把木杖拿过来，伸进洞里，探了探。木杖很长，比我的手臂还长。我把它伸进去，一节，两节，三节，探不到底。它到底有多深？没有人知道。沈鹤亭不知道，1956年的林深不知道，徐鹤亭也不知道。只有下去的人才知道。但下去的人没有上来过。他们下去了，留在塔底，留在这片黑暗里，留在这只眼睛旁边。他们上不来了，不是不能来，是不想来。他们选了留在下面，替沈鹤亭等，替那只眼睛活。

我把木杖从洞里抽出来。杖头上沾了泥，湿的，黑的，有一股腥味。不是腐烂的腥，是更深的，像地底下才有的味道。那种味道我闻过，在井里，在河里，在雨林的泥里。但这次不一样。这次的味道更浓，更沉，像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像是从时间的深处来的。我用手抹了一下杖头上的泥，泥是凉的，黏的，像血。但不是血，是泥。雨林的泥，塔底下的泥，那只眼睛旁边的泥。

那道疤又开始痒了。“死亡等死”四个字刻完之后，它停了。不是不长，是慢了。它在等，等我做决定。等我说“我去”，或者等我说“我不去”。它不急。它有的是时间。八百年都等了，不差这几天。它知道我会去的。它知道我从第一次进塔那天起就已经决定了。我只是还没准备好。准备好说再见，准备好把自己的命交出去，准备好在那片黑暗里等八百年。

我站在洞口旁边，看着那片黑暗。它在呼吸。很慢，很轻，一下，一下，又一下。不是风，是塔在呼吸。它活了八百年，还在活。它不会死，只会等。等人来，等人下去，等人替它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