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七日,联邦政府教部的一间会议室里,一场被标注为“青少年神经认知技术应用专题研讨会”的闭门会议正在召开。
会议室不大,长桌两侧坐了七个人。窗外是初夏的北京,梧桐絮飘得到处都是,粘在纱窗上像一层薄雪。空调低鸣,桌上摆着七杯茶,没有人动过。
主持会议的是教部部长韩世清,五十八岁,在教部干了三十年,经历过三次高考改革、两次课标修订、一次全国性的招生制度重构。他是数学出身,后来转到教育政策研究,说话慢,每一句都像在纸面上演算过才出口。此刻他坐在长桌尽头,面前摊着一份薄薄的文件——《关于青少年神经认知技术应用于普通高中教育阶段的初步评估报告》。报告的封面上盖着“内部讨论”的红章,正文只有不到二十页,但附了一沓比正文厚三倍的参考文献和数据附录。
“今天的议题,”韩世清开口,声音不重,但很稳,“是这份评估报告。我们收到了来自十一个省市教主管部门的反馈,也收到了两所高校考试研究院的独立分析。问题的核心,在座各位都清楚——青少年侵入式神经接口。”
他用了“侵入式”这个词。没有用“介入式”,没有用“微创植入”,没有用那些科技公司宣传册上的柔软措辞。他说的是“侵入式”——这个词在教育部内部还没有统一用法,科技公司喜欢用“介入式”或“优化方案”,但他觉得事情应该先被准确地称呼,才能被准确地讨论。
“我先请赵委员谈谈。”韩世清朝长桌左侧第一位点了点头。
赵委员叫赵维之,六十一岁,国家教咨询委员会委员,曾是某顶尖大学的校长,退休后被返聘到教部的政研室。他头发全白了,但说话中气十足,语速很快,带着一种老派学者不习惯被反驳的底气。他摘下老花镜,没有看稿子,直接开口。
“我先说结论:这是一场灾难的前奏。”
会议室里没有人动。赵维之继续说下去,每一个字都咬得很重:“我们现在面对的情况是,一批家长利用信息不对称和经济优势,为自己的子女植入了一种未经长期临床验证的神经接口,目的是在大考中获取不正当的竞争优势。这不是补习班的问题,不是学区房的问题,不是请家教的问题——这是直接把一块芯片装进孩子的脑子里。在座的各位,请想一想这个动作本身的含义。”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长桌两侧的脸。没有人避开他的目光,但也没有人点头。
“我查阅了目前能搜集到的所有公开资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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