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担这些贷款的风险。”

“所以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不完全是利率管制的问题。银行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征信体系，以及债券和股权融资市场的发展，都需要考虑。”

“这一点我同意。利率市场化只是其中一部分。”

“而且还有些企业能够获得大量低成本资金。”周行长继续说，“另一些企业却不得不通过成本更高的渠道融资。我们也在研究怎么改善这种情况。”

两人又讨论了几句银行信贷和直接融资的问题。

陆泽随后把话题转向外汇储备。

“中国现在已经积累了一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么大的规模，并不完全是主动选择的结果。”

“这个问题，我们这些年讨论得很多。”

周行长说：

“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又要维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央行就需要在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买入外汇，要投放人民币，接下来还要想办法回收多余的流动性。”

“这些年我们发行了大量央票，也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操作本身有成本，对银行体系也有影响。”

“而且外汇储备规模越大，冲销操作的难度也越大。”陆泽补充道，“如果回收的流动性不够，国内可能出现货币供应过多的问题。但如果回收力度太大，又会影响银行的资金运用。”

“所以汇率政策、货币政策和资本管理必须放在一起考虑。单独调整其中一项，可能会影响其他政策目标。”

“我更关注的是外汇储备的资产配置。”

周行长看向他。

“中国的外汇储备中，有很大一部分投资于美国国债和机构债。过去，这些资产的流动性和安全性都比较好，市场规模也足够大。”

“现在仍然是重要的储备资产。”周行长说，“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这个规模，能够容纳如此大量资金、同时满足流动性要求的市场并不多。储备资产的管理不能只追求收益，安全性和流动性必须优先考虑。”

“这一点我理解。但现在美国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陆泽放下茶杯。

“为了应对这次金融危机，美国政府正在大幅增加财政支出，未来财政赤字可能继续扩大。美联储也可能采取更大规模的货币扩张措施。”

“如果未来几年美国出现比较明显的通货膨胀，或者美元持续贬值，那么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就可能面临实际购买力下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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