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让卫兵退下，示意安井坐在一只倒扣的木箱上，甚至还递给他一杯水——那是用雨水过滤后烧开的，带着一股铁锈味。

“你是梅利尔的人？“冷川凉介开口，声音温和，不像在审问，像在闲聊。

“曾经是，“安井推了推眼镜，“现在为联军服务。“

冷川凉介点了点头，没有表现出愤怒或鄙夷。他等待丸山房安回复的间隙，忽然反问了一个让安井意外的问题：“你在美国……生活了多久？“

“十五年，“安井回答，“在加州，洛杉矶。开战前我在一家进出口公司做会计。“

“洛杉矶，“冷川凉介的眼神恍惚了一下，像是被某个遥远的记忆刺痛，“阳光很好，是吗？我妻子以前常给我写信，说那里的橘子树冬天也结果。“

原来冷川凉介的日裔美籍妻子和孩子都在美国加州。他是在美国出生的二世（Nisei），妻子是旧金山一家花店的女儿，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都在当地的公立学校读书。珍珠港事件后，他和妻子失去了联系。他知道，按照美国政府的规定，他的妻子和孩子很可能已经被送进了某个内陆的集中营——也许是曼赞纳，也许是托帕兹，也许是其他地方。那些地方在沙漠中央，冬天冷得像地狱，夏天热得像熔炉。

这一问，两人竟聊起家常来。

安井告诉他，开战前日裔社区的生活——周末的盆舞节，神社的祭典，孩子们在学校里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却在家说日语，老人们担心两国关系紧张而在客厅里低声议论。冷川凉介静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桌上的一张照片——那是他随身携带的唯一一张家人的照片，边缘已经磨损，上面是一家四口在金门大桥前的合影，笑容被泥水渍晕开了一角。

“你恨美国吗？“安井问。

冷川凉介沉默了很久，然后摇了摇头：“我恨这场战争。它让我在这里，让他们在那里。它让我们变成了敌人。“

就在这时，传令兵过来报告：丸山房安长官同意双方停火一天，清理各自的阵亡人员，防止瘟疫蔓延。

冷川凉介站起身，向安井微微鞠躬——那不是军人对敌人的礼节，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表达的感谢：“告诉联军，明天日出到日落，我们不会开枪。但日落之后，一切照旧。“

中国这边，90团预备队上来。

这些预备队的士兵们已经休整了两天，但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同样的疲惫和麻木。他们拿着铁锹、担架和防水布，冲进两军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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