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要走，沈砚之叫住他。

“周副官。你说，如果我不选边，这两万人能撑到徐州吗？”

周副官想了想。“能。”

“为什么？”

“因为您没让他们白死过。”周副官说完，转身出去了。

沈砚之坐在椅子上，笑了。这是他这几天来第一次笑。笑得很轻，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像是风吹过水面。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月亮从云里出来了，照着营地里的帐篷和哨兵的身影。远处，南昌城的轮廓在夜色里若隐若现。城墙上的旗帜在风里轻轻飘动。

他拉上窗帘，回到桌前。桌上的地图还摊着，徐州的位置上画了一个圈。他拿起铅笔，在徐州旁边又画了一个圈。那是济南。再往北，是天津。再往北，是山海关。

他一个一个地画下去。铅笔在纸上沙沙响。等画完了，他把铅笔放下，看着地图上那一串圈，像一条从南昌通往北方的路。

这条路很长。可他已经走了十五年。剩下的路，他还能走。

熄灯之前，他最后看了一眼桌上的地图。然后他关了灯，躺在行军床上，把军装叠好放在枕边。黑暗中，他摸到口袋里那张纸——程振邦的遗言。他把纸捏在手里，闭上眼睛。

明天早上，号兵会吹起床号。士兵们会出操，会擦枪，会吃饭。他会继续带着这两万人往前走。一直走到徐州，走到济南，走到天津。走到山海关。

走到他父亲坟前，告诉他——“爹，革命还没完。可你儿子没给你丢人。”

夜很静。营地里只有哨兵的脚步声。远处，南昌城的钟楼敲了十下。悠长的钟声穿过夜色，传到山坡上，传到帐篷里，传到沈砚之的耳朵里。他在钟声里睡着了。手里还捏着那张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