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7年5月初，武汉大智门车站的梧桐已落了最后一批絮。

总司令部临时议事厅里，风扇转得嗡嗡作响，却吹不散长案上那叠新印的《各军清党复核要件》。封皮朱红，像一层刚干透的血痂。

沈砚之进门前，把铜哨从胸袋里取出来看了一眼。

哨身被江风、汗渍、指腹磨了十多年，原本刻在尾端的“振邦”二字早已磨成一道浅凹，不凑近看不见。他没多摸，塞回去，整了整领章，推门进去。

今日的会不比上回。

上回是催册，今回是行文。军法处长当堂摊开一份盖了总司令部大印的密件，声音拔得又平又冷：

“查汉口卫戍区司令沈砚之，四月十二日夜抗不呈交拘送名册，复纵放异党人员过江，部众私结‘同契’、拒具结书，迹涉通共。兹传沈砚之到堂面核，限本堂说清三事：一、所纵放者姓名去向；二、同契四十一人是否受其唆使；三、铜哨暗号何人所授、意欲何为。”

满堂静了一瞬。

几十道目光钉在他身上，有幸灾乐祸的，有替他捏汗的，也有几个老同僚把眼垂下去——他们交了名册，今夜睡安稳了，可这会儿听见“纵放异党”四个字，到底还是喉头一紧。

沈砚之没先看军法处长。

他先看长案最里侧那把空椅子——那是程振邦若还在世、北伐克武昌后本该坐的位置。椅子空着，椅背上还留着某处勤务兵没擦净的一点城砖灰。

他走过去，把铜哨轻轻放在那把空椅子前的桌面上。

“处长要问三事，我一件一件答。”他转身，声音不高的，却把风扇的嗡声都压下去了，“第一件，所纵放者，无姓名、无去向。不是我藏，是汉口纱厂夜班工友、印传单的先生、给伤兵守药库的人，本就不该有‘拘送名册’上的姓。他们昨夜过江，是我卫队营按巡防例开的后巷暗门，不叫纵放，叫不拿自己人交差。”

军法处长眉头一拧：“沈军座，名册具结是你部本分，你空着交上来，便是明知而故纵，还谈什么本分？”

“本分我记的比你清楚。”沈砚之抬手朝长案上一指那叠朱红要件，“北伐军当年在汀泗桥立过的本分，是打拿枪的北兵，不是拿花名册去点自己阵营里印传单的工友。我在山海关起兵第一道军令就写‘不妄杀、不拿良民充功’——这军令比总司令部这张朱红封皮早了整整十六年。要拿新印的章去盖旧军令的嘴，先问问我山海关那三千乡勇答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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