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之把密信在灯上烧了。

火舌舔过信纸边缘，一行行字在火光中卷曲发黑，最后化成灰，碎在烟灰缸里。信是孙传芳部下一个叫周荫人的旅长托人送来的，寥寥数语，只说“愿见一面，地点由沈将军定”。

程振邦死后，沈砚之养成了一个习惯——凡是重要的东西，看完就烧。烧完的东西不会被人搜到，也不会被人利用。留在脑子里的东西，才是自己的。

“周荫人。”他把这个名字在嘴里嚼了一遍。

周荫人，孙传芳手下五省联军里的老人了。出身行伍，从排长一路爬到旅长，打过仗，流过血，但始终没进过孙传芳的核心圈子。原因很简单——他不是孙传芳的嫡系。孙传芳用人，只信同乡、同学、同宗，周荫人三条都不沾，能当上旅长已经是运气。

这样的人，最容易反。

沈砚之站起来，走到墙上挂的军事地图前。地图上，南昌城被蓝铅笔圈了三道。孙传芳的主力龟缩在城里，外围布了四道防线。北伐军攻了半个月，伤亡不小，进展缓慢。程振邦就是在攻第二道防线时牺牲的。他临终前攥着沈砚之的手，说了一句话——“别让我白死。”

沈砚之把这句话记了三个月。每一天醒来，他都能听见。

“叫赵副官来。”

赵副官进来的时候，沈砚之已经坐在桌前，铺开了一张信纸。他提笔写了八个字——“明晚亥时，赣江渡口。”

他把信纸折好，装进一个普通的信封，没封口，递给赵副官。

“找周荫人旅的防区送过去。不要经团部，直接送到旅长手上。送信的人要可靠，机灵，路上要是被搜出来——”

“就说是我沈砚之写给孙传芳的投降信。”沈砚之的声音很平，“孙传芳不会信。但周荫人会明白。”

赵副官领命去了。沈砚之重新坐到椅子上，拿起桌上另一封信——这封是几天前收到的，从上海寄来，落款是一个商号的名字。信里只有一句话：“程振邦的抚恤金已送到其家属手中，勿念。”

程振邦的妻子收到抚恤金那天，给沈砚之拍了一封电报。电报只有六个字：“孩子问他爸爸呢。”沈砚之拿着那封电报在屋里站了半个时辰。最后让报务员回了四个字：“在战场上。”

他没有别的选择。有些话不能说，有些话说了比不说更疼。

第二天傍晚，赣江渡口。

渡口在北伐军防线的最北端，一个荒废的渔村。村里人都跑光了，只剩下几间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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