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北伐成功了，什么时候你们自己选旅长。”

三百多人齐刷刷地敬礼。沈砚之回了一个礼。然后他往山下走，没有回头。沈若薇跟在他后面，看见他的肩膀终于塌了一点。就那么一点。塌了半寸，又挺回去了。

当天晚上，沈砚之回到武昌城的临时指挥所。桌上堆着几十份电报和公文。孙传芳的部队正在江西集结，吴佩孚的残部退到了河南，北伐军下一步的战略方向需要重新确定。他把地图铺开，在上面画了几条线。从武昌到南昌，从南昌到南京，从南京到上海。北伐的路还长。程振邦没走完，他得替他走完。他把铅笔搁下，从口袋里摸出那枚青铜令牌。令牌正面的“正”字在油灯下泛着温润的光。他用拇指摩挲着背面的“霜”字。那块“霜”字已经被他的指头磨得光滑了些，但笔画还是那么深。

他忽然想起父亲沈仲山。父亲牺牲那年，他十七岁。父亲留给他的除了这枚令牌，还有一句话——“正霜二字，正心霜行。心要正，行要霜。霜者，非杀也，乃决也。决而不疑，方能成事。”他当时不太懂。后来这些年，经历了太多事，送走了太多人，他渐渐懂了。心正，是知道自己为什么打仗。行霜，是知道怎么打仗。两样都有了，才能走到最后。

他把令牌收好，重新拿起铅笔。地图上的线条在油灯下蜿蜒，像一条一条的路。有的路通向战场，有的路通向未知。但不管通向哪里，他都得走。因为程振邦没走完。因为父亲没走完。因为太多人把命铺在了路上，他踩着的每一步，都踩着他们的血。

那天夜里，沈砚之批完了所有公文。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是武昌城的夜色。蛇山上的炮台废墟还冒着淡淡的烟，江面上的渡船亮着灯，龟山脚下新添了一座坟。城里的街巷里，老百姓挂的灯笼还没收，一盏一盏的，把整座城照得暖融融的。这是程振邦用命换来的。他用命换来了这座城的灯火通明，换来了老百姓能安安心心地挂灯笼。这买卖值不值？沈砚之不知道。但他知道，程振邦如果还活着，他会说值。

窗外的远处，有一队巡逻的士兵走过。脚步声整齐有力，在石板路上踏出节奏。沈砚之听着那个节奏，忽然想起程振邦走路的声音。老程走路总是拖着左脚，因为那条腿在早年的战斗里受过伤，阴天下雨就疼。他走路时左脚在地上拖一下，右脚迈出去，再拖一下，再迈。这个节奏，沈砚之听了十五年。从山海关听到武昌城。现在听不到了。

他靠在窗框上，闭了一会儿眼。然后他睁开眼，从桌上拿起那封写给孙中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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