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纸是从第二天清晨开始堆积的。天还没亮透，府衙门口的空地上已经站满了人。他们大多穿着深色的旧衣裳，衣料被反复搓洗到泛白，袖口和领口磨出了毛边。有的人提着一盏快要燃尽的油灯，灯芯在晨风中跳动着，像一粒被捏在指间迟迟不肯放下的火星。他们等待的，是一扇门在早上被推开。

张不言让人把府衙大门的门槛卸了，把条案摆在了门前石阶上方。这样每一个人走上台阶时都不用低头，不用弯腰。第一位递状纸的是一个老妇人，她的手指弓得像老树的根须，指节粗大，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垢，像是从土里连根拔起时还带着泥。她站在那里，没有说自己的名字，只是把一张折了四折的纸放在案上，又退后一步，那双被岁月磨得只剩最后一点光亮的眼睛静静地望着张不言。张不言打开折纸，纸面被反复折叠过很多次，折痕处已经泛白，像一条被走过很多遍的路，路边的草都踩平了。字迹是别人代写的，但内容是一个人的声音——三年前，她家的两亩水田被刘家强占，丈夫去府衙告状，回来后第三天就再也没有醒过来，媳妇改嫁了，孙子被带去了外乡，她一个人住在村口的老屋里，靠野菜和邻居的施舍过活。状纸的最后一行写道：“田没有了，人也没有了，我活着不知道为了什么。”张不言放下状纸，抬头看着老妇人：“老人家，你家的田地在什么位置？”老妇人说了一个地名，像是在说一个已经被遗忘很久的坐标。张不言在状纸上记下，然后在旁边写了一个“查”字，墨迹在纸面上晕开，像一滴雨落在晒干多年的土地上，被迅速吸收，只留下一圈深色的边缘。

第二位是个中年汉子，穿着一件补了七八处补丁的短褐。他的状纸写在一张草纸上，字迹歪歪扭扭，像是用一根树枝蘸着墨汁写的。他说他家在城西有一间铺子，开了一辈子的豆腐坊，去年秋天被周家看中了那块地，说要“扩宅子”。他不肯卖，第二天铺子就失了火。火灭了之后，他发现灶台底下多了一截没烧完的油布。状纸写到这里就断了，像是写的人在落笔时突然被一阵风吹走了思绪，不知道该把接下来的话放在哪一行。张不言问他有没有报官，中年汉子低下头，声音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报了。没有用。他们说我是自己不小心走了水，诬告他人。”张不言说：“你铺子烧了之后，周家来买地了吗？”中年汉子说来了，出价只有市价的三成，他接受了，因为不接的话，可能下一次烧的就不是铺子了。

整个上午，状纸像被风吹落的叶子，一张接一张地落在案上。到午时收工，共接了三十七份。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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