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两千多万不是现金，也不全在这个项目。”黎真回答，“若一份可减订单的合同要我们把酒店股权全压进去，说明价格不够。”

崔世梁没有被“老板身家”打动。他只看平台从四月至六月的三个月账：管理费是否按约到账，采购毛利有没有把退货算出去，酒店项目是否拖欠，十一辆车每一条路线谁付油和货损。公司虽然新，三家项目有历史；他接受可核的历史现金流，不接受我讲十二年创业。

“你们最差的三个月是什么？”他问。

我本想说去年假死后的清查。黎真先把青川酒店十一月至一月的入住与退款表递给他。

崔世梁问的是数字，不是故事。那三个月平台还没成立，却能说明项目在需求下滑、食品事件和现金隔离时怎样付工资。首笔一百万信用只动用四十多万，第二百万尚未提款；这比我如何从鱼市走到白鹭更接近还款能力。

银行不接受五百万。

第一版授信只有二百四十万元循环额度，期限一年。南线联盟的回款进入指定账户，银行按已确认应收的七成放款；库存不抵押给银行，只设盘点与保险；赵坤和我各提供最高六十万元的行为保证，仅在欺诈、挪用指定回款或虚构订单时触发。平台另保留不少于一个月工资和税费的现金，不得用授信买酒店股权。

赵坤觉得额度小。

“订单起来时，两百四十不够。”他说。

“起来以后，有三个月数据再加。”崔世梁回答，“今天我只看你们活过的三个月，不借未来名气。”

我问他，市场上信贷正在放，为什么仍这么紧。

“钱多，不代表每一笔都该进你这里。”他把笔帽扣上，“你们边界写得比别家公司清，优点是我知道什么能还；缺点是我也知道什么不能拿。”

银行从来不是道德老师。它愿意给钱，是因为能封闭回款、看到账和找到违约动作；拒绝多给，是因为新平台没有足够长的历史。制度清楚不会自动换来最大额度，只换来条件不被九千二百万幻觉带偏。

我们拿银行条件回南线联盟谈。

对方采购主任叫邓秋海，先坚持四十五天账期和两周库存。他说十一家旅店统一采购，就是为了把成本与库存转给供应商；青川若做不到，还有三家公司投标。

“三家公司都接受无理由减单？”我问。

“价格和条件各有优劣。”

“那先不比价格。”我把一张路线表推给他，“十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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