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三年前那个除夕的。中缝里那条公告的四边，用铅笔框了框，线是直的——那年他借了同学的尺子，趴在床板上画的。框角外一行小字，笔画比现在的瘦：

明年二月见分晓。

一九九一年二月，认购证见了分晓。一九九二年，一九九三年，也都见过了。如今又到了年关跟前，分晓全见完了，答案写满三个本子，钱变成了铺面、滩涂和存单，纸变成了这一个牛皮纸袋。他把第一页轻轻抚平，合上本子，重新箍好橡皮筋。三个本子摞齐，码进抽屉，和纸袋放在一处。抽屉推上的时候，他站着没动，听抽屉轨子在木头里滑到底，磕了一下，稳了。三年，从这一格抽屉里起头，也在这一格抽屉里收尾。

考试周过完，校园一下子空了。这是最后一个寒假。

湖面结了薄冰，扫出来的一条条小路白亮。公告栏贴出毕业生分配的前期通知，红纸让北风掀起一个角，啪嗒啪嗒响。路过的人看一眼，走过去了，谁也不多站。

走的前一天傍晚，他去教室看了一趟黄伟。靠暖气那个座上，书摞得比人高，英语政治专业课，分三摞码着，每一摞上都插着自做的标签。黄伟摘下眼镜擦了擦，说：考上考不上另说，这半年我得给自己一个交代。陶爱民把一包花生放在书堆顶上，没多说话。有些人往前走是靠算，有些人往前走是靠熬，熬的更值得敬。

二十一号，周文远来告别。铺盖捆好了，网兜里塞着搪瓷缸和两本书。

“回老家等消息，计委的章程要开春才定。“周文远说，“黄伟不回了，说跟考研死磕到底，让我给他留一挂鞭，考上那天然。“

“你自己路上当心。“陶爱民把半袋花生塞给他，“我妈炒的，车上吃。剩下的半袋我带回家。“

周文远拎着花生走到楼道拐角，又回头：“爱民，毕业以后，不管分到哪儿，咱们几个五年聚一回，行不行？“

“行。你定地方。“

二十二号午后，他上了回清源的火车。票是三天前排队买的，学生票，硬座，排了一个多钟头。春运起了头，站台上的队伍排到广场，行李卷顶着行李卷，孩子的哭声、卖报的吆喝声、广播里报车次的女声，搅成一锅。绿皮车进站，车皮上的霜化了一半，往下滴水。他扛着行李，抱着半袋花生挤上去，硬座，人贴人，行李架早满了，麻袋只能搁在腿上。

对面坐着一对小夫妻，抱着孩子回娘家，孩子睡得熟；旁边是个出差的，上车就低头理一沓发票，一张一张用浆糊贴好。再过去是个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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