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只能自己扛的。

“行。“老人最终说，“你走你的。我拦不住，也不拦了。可你记着，将来真到了那一步，别回头怨舅没劝过。“

“不怨。“陶爱民站起来，“舅，你当年借我那四千二，又追加两万，我没忘。这账清了，情清不了。你是我这趟，头一个懂我为什么要散的人——哪怕你嘴上不说。“

煤炉上的红薯熟了，甜香更浓。舅舅起身掀开锅盖，挑了最小的一个，递过来：“尝尝，你小时候最爱这口。“陶爱民接了，没吃，只在手里转了转。红薯还是那个红薯，甜里带点焦苦——像他这辈子要走的路，甜的是能护住的人，苦的是得亲手把到手的东西推开。手里的红薯还带着灶温，他忽然想起小时候跟舅舅去农机站，老人蹲在油泥地里拆一台柴油机，拆开缸体，教他认每一个零件，说：“机器和人一样，哪儿脏了得擦，哪儿松了得紧，糊弄一天，塌的是一辈子。“那时候他嫌油臭，只想着玩，没往心里去。如今隔着这些年回头看，舅舅教他的从来不是修机器，是“清“——哪儿不干净，得自己擦。

他把红薯轻轻放回锅边，说：“舅，留着您自己吃。“

他走到院门口，舅舅在背后叫住他：“爱民。“

“嗯。“

“你这路……“老人憋了半天，“舅信你。想不通，也信。“

老人转身进屋，没再送。陶爱民听见身后锅盖轻轻合上的声响，像一句没说出口的“走好“。

陶爱民没回头，摆了摆手。日头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投在舅舅家的砖地上。他想起清单背面那颗种子——头回伸手收下的那点东西，他这辈子只在自己心里，翻过一回。那一回他就明白，种子最怕的不是发芽，是有人明知道它会发芽，还由着它埋在土里。这一世，他要在它发芽前，连土一起刨干净。院里的红薯香还追着他，可他心里那块压了许久的石，这回是真的轻了。他没回头，也不该回头——有些话，说给舅舅听是情分，摁在自己心里，才是修行。

他蹬上自行车。下一站，是程教授。那个看他论文从“倒腾价差“转到“想弄明白这个国家怎么分钱“的人，得听他原原本本说一遍前因后果。导师若点头，他这辈子就不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