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御史。当年刘挚曾上书言免役法十害，曾布曾与之论争。刘挚做了侍御史，他手中的大棒还会砸向谁？

此时，当年汴梁四友中的另一人韩维奉召到京，先是知陈州，后又改侍读、加大学士。太皇太后降手诏劳问，韩维奏道：“治天下之道，不必求高远，在审人情而已。识人情不难，以己之心推人之情可见矣。人情贫则思富，苦则思乐，劳困则思息，郁塞则思通。陛下诚能常以利民为本，则人富矣；常以爱民之心，则民乐矣；役事之有妨家务者去之，则劳困息矣；法禁之无益治道者蠲之，则郁塞通矣。”

如同吕公著所上的十事一样，这也是放置四海而皆准的正言，并且也是对皇帝说的，是为了约束皇帝的，太皇太后要听的不是这些。

韩维又说，“臣请陛下深察盗贼之原，罢非业之令，宽训练之程，盖为保甲、保马发也。臣非谓国马遂不可养，但官置监牧可矣；非谓兵民遂不可教，但于农隙一时训练可矣。”

在汴梁四友中，韩维与王安石最为亲厚，太皇太后诏以问政，韩维奏事时连王安石的名字都没有提到。他没有说青苗法和免役法，对保甲法只说“农隙一时训练可矣”，与吕公著的意见相同。他不同意保马法，也只一句“但官置监牧可矣”，语气极为和缓。吕公著与王安石的交情也不错，在奏疏中只一句“王安石秉政”提到王安石之名，后面是“群臣有论其非便者”，不是自己直接反对。司马光与他们不同，对王安石所行新法深恶痛绝。或许当年他们的名头均大，有两峰竞高之意？司马光是在洛阳闲居十五年，这十五年仍在磨砺意气，更增激忿；而吕公著和韩维却一直在各州任职，对新法领悟得更深一点，并且逐渐领悟新法其实不坏？

汴梁四友中的王安石退居金陵已在病中，其他三友司马光、吕公著、韩维都已回朝，执掌权柄，当此之时，侍御史刘挚上表言事说：“皇帝春秋鼎盛，左右前后宜正人与居。伏见兼侍讲陆佃、蔡卞，皆新进少年，欲望于两制以上别选通经术、有行义、忠信孝悌、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其任。”于是陆佃和蔡卞皆罢，以龙图阁待制赵彦若、朝清郎傅尧兼侍讲。其实陆佃、蔡卞都已入仕十余年，也不是少年了。

司马光在布阵，取攻势；蔡确和章惇则取守势。仿佛在青霄之上，两团乌云迅速接近，在碰撞之际，将会有一个惊天大霹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