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对立面。吕公著上疏说：“自来大臣造膝密陈，未尝须具章疏。维素有人望，忽然峻责，罪状未明，恐中外人情不安。”中书舍人曾肇上表说：“古者坐而论道，谓之三公，岂必具案牍为事！今陛下责维徒口奏而已，遂以为有无君之意，臣恐命下之日，人心眩惑，谓陛下以疑似之罪逐大臣。”高太皇太后是相当固执的，吕公著、曾肇的奏疏留中了，也就是收下后置之不理。

继吕公著之后是吕大防为相，直到高太皇太后死。枢密院则以安涛为知枢密院事，范纯仁仍是同知枢密院事。

此时朝中朋党林立，有以程頣为首的洛党，以苏轼为首的蜀党，以刘挚为首的朔党，勾心斗角，互相攻讦。这些“贤人们”都把国事抛在脑后，大打起派仗来了。而王安石所行的新法，仍在反复。

从宋神宗赵顼死由高太皇太后权同听政，到元祐八年九月高太皇太后死哲宗亲政，前期是厘革王安石新法，后期是朋党之争。至哲宗亲政，李清臣首开绍述之议，至于章惇柄国，重行新法，元祐中人又纷纷被眨。章惇素恨司马光和高太皇太后，在任宰相之后，曾要掘司马光之坟，去高太皇太后之谥号。其间故事，不在此处叙述了。

*清毕沅撰＜续资治通鉴＞，岳麓书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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