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了积极作用。

其次，科举选士制度的确立、健全与完善，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官队伍的建立和世界上最早、最完善的文官政治的形成。

再次，科举考试制度，严格奉行“三公”原则，即“公开考试”、“公平竞争”和“公正录取”。

这是中国人才选拔方式长期演变的结果，它不仅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

科举取士确是封建时代所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竞争机制，是选官任能的最佳形式和途径，保证了封建国家的政治需要。

正因为如此，早期以传教士为主的西方人士来华后都对科举制度大加褒赏，向西方予以介绍，并希望为西方所采用。

18世纪前后的西方有识之士极力推崇中国的科举考试和文官政治，并在此后相继仿效中国的办法，推行了文官考试制度。

至于科举制在西方的传播过程，在西方人中，到底谁最早提到了中国的科举制呢？

根据美国学者邓嗣禹在1943年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上的说法，关于中国科举制的最早记载见于加斯帕德·达·克鲁兹的著述。

他曾于1548年航抵东印度，1556年{明嘉靖三十五年}前往中国是到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

1569年他回到葡萄牙，1569至1570年间，他用葡萄牙文写作的游记手稿在威尼斯以意大利文首次出版。

威尼斯将其译为英文，以“来自中国行省的报告”为题，收入里查德·艾登的《东印度群岛及其他国家旅行他们效忠皇记》一书。

克鲁兹在文中说中国官员们“必须有那项功名或头衔……上，不避危难。他们奉行学而优则仕。”

文中还简要地提到了硕士、博士的情况。

而另一种说法是，尚在克鲁兹之前，就至少有两位葡萄牙人或多或少地提到了中国的科举取士。

而这两位葡萄牙人，竟然曾经是中国监狱的囚犯，一个叫维埃拉{vierira}，另一个是盖略特·伯来拉，他们都是葡萄牙人。

维埃拉是一支由费尔隆·伯列士·德·安德拉吉率领的葡萄牙舰队的成员，1517年到广州，在粤停留三年后赴京，因葡萄牙人不懂得为皇帝举哀期间{明武宗朱厚照在1521年即正德十六年去世}暂停海外交易的中国规矩，1521年9月被送到广州拘捕，1524年{明嘉靖三年}从广州监牢中维埃拉{vierira}发出信函回国。

他在信中就中国的外交、社会关系、吏制等发表了不少看法，其中说到:中国的法官都是来自文人学士，“获得一种学位的每位文人学士，起初做做小官，以后再升任到高级职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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