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到随车医生换完了第二块止血纱布，久到救护车驶过减速带，车厢里的药瓶哐当哐当响了一阵又安静。她才开口，声音很轻，不是平常那种冷静到不近人情的轻，而像是一个人半夜醒来，对着空荡荡的天花板自言自语。

“我十二岁那年，我爸的公司破产了。”

陆时衍没出声。他听过这件事的碎片——从线人那里，从卷宗里，从她自己偶尔的只言片语里。但他从来没听过完整版。苏砚不太愿意提童年，偶尔提到也是一笔带过，像在说别人的事。

“那天晚上，他在书房里坐了一整夜。我妈在楼下哭，我不敢进去。就蹲在书房门口，透过门缝往里看。”

她顿了一下，像是在回忆什么细节。救护车的警报声忽远忽近，像某种不规则的背景音。

“他坐在椅子上，背对着门。桌上摊着一堆文件，最上面那张是律师函——你导师发的。我看到他的手在抖。”

她的声音更轻了：“我想进去抱抱他，但我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不需要。”苏砚的声音忽然有一点哑，像是嗓子里的润滑不够了，“他是爸爸，爸爸怎么会需要女儿抱呢？我就一直蹲在门口，看着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发抖。后来他站起来了，走到窗边，我以为他要开窗透透气。结果他开着窗，站了很久很久。久到我腿都蹲麻了。”

车厢里的空气像被谁抽走了一层，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胸口上。

“他没有跳。”苏砚说这句话的时候，嘴角居然微微上扬了一下，那个弧度和陆时衍刚才在法庭上呈上证据时一模一样，凌厉、笃定、不许任何人看穿底下藏着的疼，“他回头看见了我。他跟我说——砚砚，去睡吧，爸爸没事。”

“后来呢？”

“后来他用了十年时间，慢慢把债还清了。没翻身，只是还清了债。从零开始，做回了普通人。”苏砚说，“但那天晚上他坐在书房里的背影，我到现在都记得。还有那张律师函——灰蓝色的抬头上，印着你导师的名字。”

陆时衍的手指不自觉地收紧了。

“所以你今天扑向我的时候，”他说，“不是因为我是陆时衍。”

“是因为我见过被律师毁掉的人，”苏砚终于转过头，正眼看他，“知道真相之后，我不想再看到——被律师偷走公正、被资本玩弄理想这种事，在自己面前再发生一回。”

救护车停下来了。

后门打开，急诊室的灯光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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