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来那会儿我挺怕黑的，晚上不敢关灯睡觉。后来发现，黑有黑的好处——天一黑，人就懒得动弹，懒得动弹就瞎琢磨。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最怕的就是瞎琢磨，一琢磨就觉得自己这辈子干了挺多蠢事。现在可好，一年里头有八个月是长夜，琢磨的时间足够我把这辈子干过的蠢事全捋一遍，捋完了发现——也没那么多。蠢事就那么几件，翻来覆去琢磨，烦了，就不琢磨了。所以我现在睡得挺好，不做噩梦了。”

苏砚念到这儿，声音低了下来。她看了陆时衍一眼。陆时衍手上拼着乐高，耳朵明显竖着。

“你接着念。”他说。

“书店名字叫‘风暴眼’。别笑。我知道你们那部纪录片叫这个。我不是蹭热度，我就是觉得这名字合适。外面天寒地冻、刮风下雪，推门进来，有暖气、有书、有咖啡，这就是风暴眼。我在店里放了一张桌子，专给那些不想说话的人坐——不说话可以坐一整天，没人赶。你要是想聊天，就坐吧台，我陪你聊。不想聊就坐桌子那儿，看窗外发呆。咖啡不续杯，但热水管够。这个规矩是一个经常来的老头帮我定的。他叫古德扬，七十多了，以前是渔民，现在每礼拜来三回，每回坐那张桌子。他跟我说，冰岛人有个老说法——每个人心里都有场风暴，风暴中间得有个眼，没眼的人活不长。我说你这说法挺好，你帮我把这话写下来贴墙上。他真写了，用冰岛语写的，我裱起来挂墙上了。后来有个中国游客进来看见了，问写的什么意思。我翻译了一遍，他说‘这不就是文艺青年开店吗’。我把他咖啡钱免了，让他赶紧走。”

苏砚笑了一声，接着往下念：

“说正事。薛紫英这辈子欠过很多人，但欠得最多的还是你们俩。当年那场官司里我干的事，这些年我翻来覆去想了很久，想明白了一件事——我当时不是不知道对错，是知道了，但选了另一边。为什么选？因为我那时候觉得，选错了还有退路，选对了没退路。我爹妈那会儿身体不好，我弟刚结婚要买房，我要是站你们这边，导师那边的人脉一断，我弟那套房尾款就凑不齐。我拿我弟的房本换了我自己的良心。这事我跟谁都没说过。我爹妈不知道，我弟不知道。他们到现在都觉得我是受害者，被导师骗了。其实不是。我是共犯。我清楚得很。”

苏砚念到这儿，把信纸放下来，喝了一口水。陆时衍手上的乐高停了，小银已经跑去玩别的了，客厅里安安静静的。

“后面还有一页。”苏砚说。

“念。”

“后来你俩在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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