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这辈子拆过无数份文件，有竞争对手的标书，有投资人的对赌协议，有法院的传票，有董事会的弹劾函。她拆任何东西都面不改色，单手捏着信封口一撕，眼睛扫三行，核心信息就进了脑子，剩下的边角料随手丢进碎纸机。

但那天下午她拆一个牛皮纸信封的时候，手指头抖了两下。

陆时衍在旁边看见了，没吭声。他太了解苏砚了，这女人手抖只有一个原因：她不知道该拿这里头的东西怎么办。上一次她手抖，是在法庭上第一次看见他提交的证据清单，那回是因为她没算到。

这回不一样。

信封是苏砚母亲老宅的保姆寄来的，说是在整理阁楼的时候翻出来一箱子旧东西，也不知道有没有用，问苏砚要不要，要的话就寄过来。苏砚说寄吧。箱子到了之后在书房角落搁了三天，她才拆开。

箱子里头全是她爸的东西。几件洗得发白的旧衬衫，一个算盘，两本《机械设计手册》，还有三本硬壳笔记本。苏砚翻了翻笔记本，里头记的全是技术参数和零件型号，她爸的字又小又密，跟蚂蚁排队似的。

她以为就这些了。然后箱子最底下摸出来一个铁盒子，饼干盒，铁皮上印着“上海梅林”四个字，锈得只剩“每”和“林”能认出来。盒盖用胶带封着，胶带都发黄了，一撕就碎。

苏砚把盒盖掀开，里头是信。没贴邮票，没写地址，信封上只有收件人的名字：秀兰。她妈的名字。

四十七封信，从1998年9月一直写到2002年3月，她爸破产前最后三年半。每封信都封了口，每封信都没寄出去。

陆时衍凑过来看了一眼，说了一句：“要不要我回避？”

苏砚摇头：“你坐这儿。”

她拆第一封的时候手抖了。拆到第五封，不抖了，因为眼睛不够用了。她爸在信里写的东西，跟她记忆中的那个父亲完全是两个人。

她记忆里的父亲是沉默的。早晨出门上班，晚上回来吃饭，饭桌上不说话，吃完钻进书房画图纸。破产那段时间更沉默，成天坐在阳台上抽烟，烟灰缸一天倒三回。苏砚那时候十岁，只记得母亲哭，父亲不哭，也不说话，像一个被抽空了的人。

但信里的父亲话多得吓人。

第一封，1998年9月12号：“秀兰，今天厂里接了个新订单，液压阀门的，量不小。我在想，要是这个项目做成了，年底能不能给你换个洗衣机。咱家那台双缸的老跳槽，你每次洗衣服都得拿脚踩着，我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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