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皇家银行兑换所在长安、洛阳的初步稳定运行，虽然未能立即扭转两市物价飞涨、恶钱横行的乱象，但就像在浑浊湍急的江水中打下了一根坚实的木桩，提供了某种新的可能性。宝钞可十足兑换铜钱、且缴纳赋税有优惠的消息，逐渐从市井谈资变成了部分人开始尝试的选择。然而，信用建立非一日之功，大多数人仍在观望，宝钞的流通范围也基本局限于与官府相关的支付、部分大宗商品交易（尤其是盐铁茶等专卖品），以及那些为了省下一点税钱而咬牙兑换的小商人。距离成为“人见人爱、通行无阻”的真正钱币，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就在李瑾与筹办处同僚们绞尽脑汁，思考如何进一步拓展宝钞使用场景、打击暗中作梗的旧钱利益集团时，一个来自广州的突发事件，以及随后在长安西市兑换所遇到的新问题，将另一个更为宏大、却也更加棘手的议题，猝不及防地推到了他的面前——跨国贸易下的货币结算，或者说，外汇。

事件的引子，是广州都督府一份加急奏报。奏报中提到，近来广州港内，来自“大食”（阿拉伯帝国）、波斯、天竺乃至狮子国（斯里兰卡）的海商，与本地及内地商人的贸易纠纷陡增，其中相当一部分，源于“钱货计价”的混乱。

“……蕃商以金银、香料、宝石、象牙等物，易我丝绸、瓷器、茶叶。然彼等多索要金银或上等绢帛，不愿收受铜钱。即或愿收，亦对铜钱成色百般挑剔，压低货价。更有甚者，以其国所铸金银币，强定高于市价之兑率，我朝商人苦不堪言，纷争不断，甚有械斗，恐伤蕃客，有碍天朝体面，亦不利市舶之利……”

几乎与此同时，长安西市大唐皇家银行兑换所的主事也匆匆找到李瑾，禀报了一件棘手之事。

“……有波斯胡商，持金条及西域银币前来，欲兑换宝钞。下官告之，本所只按朝廷定价，以金银重量、成色折算为足色开元通宝，再按比例兑给宝钞。然胡商不允，言其银币乃波斯国所铸‘迪尔汗’，在其国及西域价值稳定，要求按其自报比率，直接兑付宝钞，且比率远高于以其银币所含纯银按市价折算。下官未敢擅专，婉拒之，胡商愤愤而去，扬言其商队此后货物，只以金银或绢帛交易，拒收铜钱与宝钞……”

两件事，一南一北，却指向了同一个核心问题：在大唐国内钱法紊乱、币值不稳的背景下，原本就复杂的国际贸易结算，变得更加混乱和不利。外国商人（尤其是掌握大量金银硬通货的阿拉伯、波斯商人）利用大唐铜钱信誉崩坏、价值不稳的弱点，在交易中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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