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的公法与私法之分，任何国家的民法都不是绝对纯真的私法。

1、法制史上的先例证明

确切地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什么严格的公法与私法之分，这已经是几千年以来的立法惯例。由张晋藩主编的《中国法制史》指出，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也是由若干部门法（专门法）。如刑法、民法、行政法、经济法、诉讼法等构成的，尽管当时并没有这样明确的概念。至于“诸法”中间是否都发展成独立的部门法，是需要具体分析的。对于古代立法者为什么始终选择“诸法合体”的法典体例，它适用的法律调整的需要，和反映时代的制约，都要加以具体的分析。

《中国法制史》还进一步指出，综观世界法制的发展史，在进入文明社会初期的法典编纂体例，大都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著名的《罗马十二铜表法》便包括刑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及若干行政法规。在古代巴比伦王国的《汉穆拉比法典》中既有刑法和司法的内容，也有较多关于商品交换和保护动产所有权的规定。

但是，中国从公元前五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历经二千五百余年仍然沿袭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法典编纂体例。尽管在这个漫长过程中，行政法与民法逐渐趋于法典化，但在代表性的法典中，仍然是以刑法为主，涵盖了民事、行政、经济、司法等各个部门法。这种保守性也是世界所少见的，以致三十年代以来的中外学者，都以此为中华法系的主要特点，甚而武断古代中国只有刑法没有民法。

（以上资料见于《中国法制史》2002年8月版第5页）

中国古代几千年来“诸法合体、民刑不分”和“重刑轻民”等，原因是很多的。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当时长期的农业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加之道德法、习惯法、自然法和逻辑法大行其道，以及中央集权制度的影响，实施土地和矿藏资源王有制（相当于国有制）、盐铁国有制以及针对猖獗的盗窃活动、贪墨行为等，自然而然地使得制度物权法成为重中之重。以道德法而言，中国长期以来一以贯之的儒、释、道三大教义对于稳定社会起到了很大的杠杆作用。

及至中国成立60多年来，前30年并没有多少法律规定，在很短的时间内彻底消灭了黄赌毒，在全国清除了多个土匪、反革命集团，整个社会井然有序，人人争先恐后学英雄、学雷锋精神，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全体党员干部廉洁奉公，自觉地为人民服务，很少贪官污吏。主要原因在于，社会主义与******思想教育运动深入人心，道德法的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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