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可以对私的，更没有什么公法与私法的明显区分。

人们在享受普通物权、担保物权的同时，仍然可以享受制度物权、政策物权，物权多元化益处多多，既有利于社会化管理，又有利于整个社会物权生活丰富多彩。而且制度物权和政策基本是法定的物权，比约定的物权具有更高的法律效力。

西方国家的《物权法》没有专门涉及或者很少专门涉及到制度物权法，对于国家公有、集体共有的物权是个缺项（很多国家甚至于还否认集体这一特定物权主体的存在）。

简单化、片面性地保护私人的物权，不利于以系统工程原理和一般均衡原理来统筹解决一些复杂性的物权关系。西方国家也有一些物权法范式，关于私物权的法理学术已经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遗憾的是，基本属于微观物权法理学派，故应用范围相当的狭窄，法律效力相当的粗浅，主要是受到立法体裁和法律内容所限制。

二、融合

（一）有关问题

中国现行的物权法，于体例上大胆创新，锐意进取，实现了公法与私法、民法与商法的大融合，制度物权法穿插于普通物权法和担保物权法体系之中，增强了全局性、系统性、统一性、协调性、强制性、重点性和科学性、可持续性等方面的突出功能与客观效果，物权的主体与客体相当完备，对于各种物权关系有张有弛，舒缓自然，由此奠定了21世纪宏观物权法的雄厚基础，是世界物权法大观园中一朵鲜艳的奇葩。

中国物权法于起草、讨论、修改、制订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与分歧，其中最大分歧之一，就是如何正确对待法律的体例与内容的安排。

微观物权法学派认为，物权法是民法，民法是私法，不应当将公法的内容加入物权法，应当如德国那样规划与制定物权法。及至中国物权法颁布实施以后，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仍然“大惑不解”，对于现行的物权法充斥着大量公法的内容一直耿耿于怀，并且进一步质疑“将来的民法典加入公法内容怎么办”，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物权法从起草讨论到颁布实施前后20多年来，绝大多数专家学者、人大代表和广大干部群众一致认为，制度物权法融入普通物权法和担保物权法之中，很有必要，完全正确，非常及时。然而，个别民法学家却反其道而行之，认为现行的物权法，最大成功是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宣言、权利宣言，认为最大失误之一就是“物权法调整对象模糊，公法私法混淆”，历数制度物权法的各种“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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