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从性的关系。以及合同、债权、物权之间的关系，统统看作“粘连性的关系”。

总而言之，对于任何一种合同、债权、物权，既不要拔高其形象地位，也不要贬低其形象地位，这才是正确的态度与可靠的分析方法。

众所周知，担保合同严于、强于、优于普通合同，担保债权严于、强于、大于、优于普通债权。这是合同“反生效主义”规则基础上新规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客观事实。

“主从合同说”的推出，无视担保合同对普通合同的替代作用和杠杆作用，无视担保合同的开拓创新能力和优先效力，无视担保合同中的债权大于普通合同中的债权的客观事实，无视担保合同“反生效主义”规则，将普通合同主导化，将担保合同边缘化，将无效合同绝对化，怎么不起副作用？

倘若普通合同是主合同的推论能够成立，那么，履行合同的中心任务是履行普通合同，而不是重点履行担保合同。这样往返回复的过程是“普通合同——担保合同——普通合同”，就是进行了180度的大转弯，原来辛辛苦苦成立起来的担保合同就这样人为地边缘化了。担保合同明立暗废，对于优先清偿担保债权有阻碍作用，反回去清偿普通债权也不见得有益处，很有可能是“扁担无纳，两头失搭”。

从担保合同返回到普通合同，意味着从担保物权返回到普通债权、从担保债权返回到普通债权，显然对于债权人实现担保物权很不利。

另一方面，债务人同意这样蛮干，到底能够获得多少好处，却不得而知。从物的效用方面来说，债务人的担保财产被债权人延长控制，就意味着物的效用不断降低，所应支付的保管物的费用跟着增加，还不如先履行担保合同、后履行普通合同，还不如先清偿担保债务、后清偿普通债务。

当法律的锁链从普通债务连接到担保债务的时候，就不应当把担保债务的锁链打开让债务人失去这一重要的束缚。否则，债务人重新返回到普通债务关系上去，逃避债务的机会大大增加。抵押权这一类的担保物权，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抵押财产的控制程度不高和约束能力不强，倘若债权人不密切关注事态的发生，不加强过程控制能力，债务人同样容易远走高飞地逃避债务。从这样的实例来讲，更应当重点加强履行担保合同的义务，而不应当把普通合同当作主要合同来对待。

“主从学说”还片面强调担保合同与普通合同之间的“依赖（附从）”关系，斩钉截铁地说“主合同（指普通合同）无效，则担保合同绝对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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