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资、国资与散户的三角戏

2006年7月18日，星期二，下午三点十分。

深圳发展银行总部大楼的会议室里，空气凝重得能拧出水来。长条会议桌一侧坐着深发展管理团队：董事长法兰克·纽曼（Frank Newman）——那位花旗银行前高管，首位执掌中国上市银行的外籍CEO，此刻正用英语低声与身旁的翻译交流；他左侧是国资股东代表，深圳市投资控股公司的副总经理，面色严肃；右侧是行长和其他高管。

会议桌另一侧，是流通股东代表。陈默和沈清如坐在中间，左边是梁启明和他的团队，右边是几位持有大量深发展股票的基金公司和牛散代表。这是一场临时召集的沟通会，起因是深发展昨天公布的股改初步方案引发了市场剧烈反应。

方案核心：每10股流通股送2.8股——远低于市场预期的3.5股，更远低于长江电力的3.2股加现金加权证。更让流通股东不满的是，方案设置了苛刻的“锁定期”和“减持条件”，而外资战投美国新桥投资（Newbridge Capital）却享有更优惠的退出条款。

“这个方案，我们无法接受。”第一个发言的是某基金公司投资总监，语气强硬，“深发展作为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对价水平连一些地方国企都不如，这是对流通股东的轻视。”

翻译将话转述给纽曼。这位六十岁的美国银行家微微点头，用英语回应：“我们理解股东的关注。但请理解，深发展的情况特殊。我们既要考虑国资股东的利益，也要考虑战略投资者的诉求，还要符合监管要求……”

“特殊在哪里？”梁启明忽然插话，他的普通话带着南方口音，但每个字都清晰有力，“是外资战投的利益特殊，还是国资股东的利益特殊？流通股东的利益就不特殊吗？”

这话直接，甚至有些尖锐。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

纽曼看向梁启明，眼神平静：“梁先生，新桥投资2004年入股深发展时，承诺了资源注入和管理提升。过去两年，深发展的不良贷款率从11.4%下降到5.8%，资本充足率从3.5%提升到8.3%。这些成果，离不开战略投资者的贡献。”

“贡献我们认可。”沈清如接过话，语气平和但坚定，“但贡献不应该成为损害流通股东利益的理由。股改的核心原则是‘同股同权同价’，如果因为股东背景不同就区别对待，那就违背了改革初衷。”

她说话时，手里拿着深发展近三年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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