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是个“哭宝”，叫他读，他哭，叫他写，他哭。

再一个男生，就是彭嫂的“爬门槛”了。想不到，他却学会了10以内的数，读与写都行，看来只有他可以爬过这个学习的“门槛”了。

还有三个女孩子，她们都乖得很，坐在“爬门槛”旁边的那个，你说什么，她都“嗯，嗯”地答应你，其实她什么也不知道。在她后面的那个正好相反，一叫她，她就直摇头。还有一个会害羞，让她课堂上读读，她就一脸通红，读不出来。不叫她时，她常会插嘴，不守纪律的瞎说，倒是说得有模有样。

这七个孩子把我的心搅得天昏地暗，我只好向他们“投降”，一个学期的苦心，我输得连对自己的信心都没有了。

暑假里，我没有参加任何活动，李老师林老师都回家了，没有“会”开，我感到寂寞得很。

好在社会政治风向有点变化，公社的露天电影院好片子多起来了，不再是只有《地道战》，《地雷战》，会放放《洪湖赤卫队》，《春苗》等电影。

有一部新的朝鲜影片《卖花姑娘》，把一公社的人都吸引去了。

我们库前的几个人，赶了七里路，下午五点未到，就早早到了公社的露天广场，找了个好位置，等在那儿。

谭玲也来了，她挤过来，与我坐在一起。

闹哄哄的广场，我们想说几句话也说不成，用了吃奶的力气，拔出最高嗓音，贴着耳朵叫，也互相听不清楚。

谁知道，我们坐的位子太好了，快开映时，电影工作人员要我们前三排的人让出来，公社负责同志都要来看。于是，我们的好位置变成了最差的位置。

因为连最后一排也挤满了，电影队的一个人，觉得对不起我们，就去公社食堂搬来了好几条长板凳，放在银幕的背后，一个小斜坡上。

我们就转移去了那儿，看了一场“反面”的电影。不过一会儿，我们就习惯了，照样哭得稀里哗啦，手帕都是湿漉漉的。

晚上十点钟左右，电影结束散场。我们却有优势了，背面人少，一会儿就很悠闲地走在公路上了。我与谭玲各自要跟上老俵们回去。她只来得及告诉我，她已经办好了去成都的手续，要离开了。

一路上，我想着又一个好朋友要走了，忍不住眼泪直流。好几个库前的老俵，还有学生来劝我：电影只是电影，不要太伤心。我点点头，也不解释什么，就这么一路哭，一路走，让心里的不快流出去一点……

老任来了，公社那个专门负责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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