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什么。有一次我把绿豆汤端到她面前，她喝了一口。

“太浓了。下次少放点茶叶。”

“好。明天我少放些。”

她继续低头翻账本，我转身回灶房。我们之间没有多余的话，但每一句都是真的。

沅陵那年，她在偏房里发现腋下硬块。是我下山找草药铺买的膏药，用热毛巾帮她敷。

“多久了？”

“八个多月。”

“为什么不早说？”

“没事。美国的药比草药铺的管用。”

我低着头把膏药按紧，端着水盆走出偏房。月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走廊的青砖地上，我看着自己攥着膏药纸的手在发抖。我忽然发现我在乎这个女人的命。不是因为她是少帅夫人，是我们一起撑过了这么多年，她已经是这座山上唯一可以并肩说话的人了。

我们的骄傲是同一种骄傲——都宁肯把苦咬碎了咽进肚子里，也不肯在人前掉眼泪。她知道我的倔强，我知道她的硬气。不需要说。

她赴美手术那天清晨，我站在山门口送她。晨雾还没散，山路上的石子被露水打湿了。她的马车停在路口，她撩开车帘看着我。

“一荻，我走了。”

“大姐，山上有我。”

没有拥抱，没有眼泪。她的眼圈是红的，但没有哭。我知道她不会哭——她的骄傲跟我是同一种。她的马车转过山弯，晨雾慢慢合拢。我转身走进灶房，把绿豆泡上——半个时辰后，还得给汉卿熬汤。

后来她签了离婚协议。我听闾实说起那天签字的情景——签字的时候手没有抖，字迹跟平时一模一样。于凤至，三个字端端正正。我听完之后心里想，那是她。她签字从来不会抖。她把汉卿交给了我。

从那天起，我守后半辈子。我照料汉卿的起居、饮食、用药。她偶尔从纽约来信，信很短，问闾实功课好不好，问汉卿身体怎么样。我回信也很短——都好，放心。梧桐树又长高了。

一九六四年七月四日，我和汉卿在台北正式结了婚。婚礼在杭州南路一位美籍友人的家中，陈维屏牧师证婚，场面很小，只有十几位亲友在场。宋美龄送了贺礼，张群、张大千都来了。我那天穿了一件素色旗袍，没有戴太多首饰。接过结婚证的时候我没有哭也没有笑，只是说了一句话。

“这张纸我等了三十五年。”

十六岁跟了他，五十一岁才等到这张纸。这份等待不是为了名分，是为了一个交代——给自己，也给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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