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六年，农历丙寅，立秋已过，长江边上的九江城却还闷得像一口扣在炭火上的铁锅。

沈砚之站在江防司令部二层小楼的窗前，单手推开半扇木窗。江风裹着鱼腥和柴油味扑进来，吹动他军服领口微微翻卷的布边。楼下的码头一片漆黑，只有几盏桅灯在浪里晃荡，像是漂在浑汤里的死鱼眼睛。远处南浔铁路的汽笛拖着长音划过夜空，听得人后槽牙发酸。

桌上摊着三份电报，封蜡都被他捏碎了。

第一份是武汉方面来的，署名汪兆铭，措辞温吞，通篇都在讲“东征讨蒋、巩固党权”，末尾一句却像刀子：“凡滞留赣北、按兵不动者，皆以动摇军心论。”第二份是南京总司令部参谋处发来，密级“绝急”，只有八个字——“克日东进，会攻沪杭”。第三份最薄，是程振邦的旧部、如今留在南昌留守的副官长周世光亲笔，纸上只有两行字：“程公灵位已移入滕王阁侧殿。城中米价三日涨三倍。兄，速决。”

沈砚之把电报按在桌面上，掌心压出一道深痕。

他今年三十九岁，鬓角已经生了零星白发。北伐军兴以来，从广州誓师到饮马长江，他带的这一路偏师打过汀泗桥的侧翼，也啃过武昌城的硬骨头，士兵们私下叫他“关山沈”，说他打仗像山海关的北风，专挑敌人最冷的地方钻。可眼下这一仗，他不知道该往哪儿钻。

门外靴声一顿，副官孟长川推门进来，帽檐压得极低：“总指挥，南京派来的联络官到了，姓顾，说有密函面呈。”

“让他等着。”沈砚之没回头，“把作战处的陶处长、政工部的柳先生，还有炮兵团的韩团长，一起叫来。十分钟。”

“是。”

孟长川退出去。沈砚之这才转过身，目光落在墙上的军用地图。红色箭头从广东一路推到武汉、南昌，再往东是南京、上海，北面是郑州、徐州。每一根箭头都像一根钉进地图的钉子，把这支军队钉在了半截江山上。

可钉子之间，裂了缝。

宁汉分裂的消息他是半个月前在南昌听说的。起初他不信——去年此时，广州黄沙火车站，他亲眼看见国民党和地下党的人并肩往军车上抬子弹箱，一个穿中山装，一个别着镰锤徽章，谁也没嫌谁碍事。如今说分就分，像一匹刚织好的布，被人拿剪刀顺着经线撕开，丝缕扯得满桌都是。

“总指挥。”陶处长先进来，手里捧着一卷标好记号的通报，“东线最新侦察：孙传芳残部退守沪杭沿线，但上海租界一侧有北洋第九师借道布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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