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水路簿进行综合整理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沿海山形水势，航路远近，水道深浅，都有记述，并附有山屿识别图。书分经、图，“经”以记海国里程，且述其海权思想，“图”以志海中山屿，为航海标示。后来，“经”入《顺风相送》，“图”入《郑和航海图》，原著消失了。

从郑和下西洋到吴朴著《渡海方程》，约一百来年，从《渡海方程》到茅元仪著《武备志》，亦将近一百来年，《渡海方程》刊印前，以郑和下西洋为标志，中国有过一个海权时代，吴朴的海权思想，便是这时代的反映。《渡海方程》刊印后，“筹海派”兴起，以郑若曾撰《筹海图编》为代表。

吴朴的海权思想，源于闽地故乡——漳州诏安梅岭，那里是海湾吞吐之域，海商往来口岸，海盗出没所在，川流不息的下海者，前赴后继的耕海人，“或出本贩番，或造船下海，或勾引贼党，或接济夷船”，吴以布衣混迹其间，“于天文地理，古今事变，四夷山川，道路远近险夷，无不在其胸中”，曾从征安南而返，因议海禁，被诬入狱，竟以囹圄之人，囚徒之身，奋起而为中国海权立言，所著《渡海方程》，忧愤如屈原赋《离骚》，伤心如太史公作《史记》，其深心可掬，悬胆如沥，泣血而悲矣。

吴欲以海权向海外发展，故以长江出海口为中心，东北至鸭绿江出海口，西南至波斯湾，一如百年前之郑和下西洋，欲于此辽阔海域，赋予其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理由”，而其海权思想，则欲以制度化的都护府和市舶司，将郑和下西洋以来所赋予的“国家理由”，从军事和贸易两方面坐实。

但他主要还是表达了来自民间的立场，反映了民间海洋力量，犹如马汉一样。

马汉认为，一国海权兴衰，取决于该国的民间海洋力量，一国从事与海洋有关职业的人数多寡，从来就决定着该国海上权利的大小。我们以此来看明清两朝，怎么禁都禁不住的，如潮水般出海的闽人，来看遍布南洋和西洋各地的华侨，他们无疑是中国海权的最重要的力量，可明清两朝，不仅没有为他们的存在赋予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理由”，反而把他们当作“天朝弃民”，国家乱党，必欲置之死地。王朝如此，这在马汉看来，无异于自弃海权，因为，几乎所有海权，都以民间海洋力量为基础。

马汉指出，靠君主专制，当然也可以组建起一支纯粹军事性质的海上力量，可经验证明，这样的海军就如同没有根系的植物一样，不久就会枯萎。以之论郑和下西洋，岂非正是如此？

格劳秀斯《论海洋自由》告诉我们，海洋为人类所有，没有哪个帝国能占有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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