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个帝王能统治海洋。天下观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有河流，却没有海，王权统治河水，对海水却无能为力，我们历数古往今来那些最贪婪的帝王，有谁能将海水变成他们的“王水”呢？

因此，专制王权对于海有着天然的反感，这不光是由于海之大显出王权的小来，更由于王权本身就与海的本质格格不入，海的本质是自由，那些出海者，从“王土”出走，自觉不自觉，都走在海的本质——通往自由之路上，这在王权看来，便是自绝于天朝，流落于番邦，甘愿为弃民。

而《渡海方程》，却是一本为出海者提供针路、海图，还要求朝廷为航海赋予“国家理由”的书。吴朴认为，朝廷这样做，最起码有两个好处，一来尚武，于所在海域多设都护府，可以巩固海防，伸张海权；二来重商，于通商口岸多设市舶司，能广开税源，增加贸易收入，使海路变成财路。

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好处，朝廷怎会不见？但是，这些好处，同民间海洋力量的成长比较起来，对于朝廷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朝廷对民间海洋力量的恐惧，更甚于从海洋获取利益。

不管怎么说，王权主义确有远见，如果放任民间海洋力量成长，并赋予了“国家理由”，而使其有合法性，那么促使中国三千年来一巨变，就不要等到欧人东来，早在东南沿海一带就发生了。

王权的形态是家天下，王权的着眼点，首要的，并非国家利益，而是家天下的安全。民间海洋力量成长，虽然于国有利，但是否有利于家天下，尤其是家天下的安全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最怕三千年一巨变的，不是民间，而是王权，这么一变，也许就变掉了王权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念，变掉了由王权赋予王朝政治文化的“君纲”至上的价值观。王权之于“变”，本来就敏感，对于“变”的因素的掌控，尤其对民间海洋力量消长因素之预控，亦可谓防微杜渐，颇有远见。

吴朴“议海禁”，此其所以入狱；《渡海方程》为出海者立言，此书之所以失传。

而那些出海者，即所谓“福建沿海奸民”，就是促使中国“三千年来一巨变”的内因。

我们已经习惯于认为巨变来自西方，并归咎于欧人，归咎于他们的船炮和传教士，还有鸦片和上帝，但仔细一想，就发现，不是所有欧人都能使中国巨变，那些屠杀华侨，与明朝、清朝合作的西班牙人、荷兰人，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只有利用了中国民间海洋力量的英国人，带来了巨变。

想知道倭患是怎样消除的吗？论惯例，我们首先就会联想到戚继光、俞大猷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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