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为他们善剿，才使倭寇消失。其实不然，郑若曾论海防之策有二，一曰“御海洋”，一曰“固海岸”。戚、俞等人，未能御倭于海洋，亦未能拒倭于海岸，海权非其所有，海战非其所长，故引倭上岸，聚而歼焉。

若以筹海论，戚、俞皆未入流，然以抗倭言，他们却守住了国防的底线，亦属难能。

如郑所言，以广船、福船巡海，就可以“御海洋”和“固海岸”，何以非要引倭上岸，打个鱼烂河决呢？如果是国的交战，不妨如郑所言。例如，万历年间，明海军与倭国在朝鲜决战，就是一场典型的“御海洋”之战，明海军取得了胜利。可如果交战方的主体处于模糊状态，仅仅是被冠以“倭寇”之名的本国民间海洋力量，那么战争的性质就是内战，战争的形式就不可能采取“御海洋”和“固海岸”。

后来，明朝招安了郑氏海商军事集团，使民间海洋力量，有了合法身份，这样一来，不仅“倭寇”消失了，连“海上马车夫”荷兰人都屈服了，朝廷的筹海经略多半也就成了纸上谈兵。

朝廷不要海权，可出海人要。于是，东南沿海一带，纷纷兴起海商武装集团。这些集团，较之倭寇，大有改观，他们在更为广阔的世界里和更加开放的条件下，分享了世界地理大发现成果和经济全球化利润。朝廷不知新大陆，不知银子来路，他们知道；朝廷靠“澳门—马尼拉”航线由西班牙人做转口贸易，而他们却走东洋下西洋做自由贸易。正是出于对自由贸易的需求，他们懂得了海权的重要。

不是一代王朝，而是一介海商，代表了中国的一个海权时代，那是郑氏海权时代。

可惯于招安的郑芝龙，又被清朝招安了，中国民间海权运动遂转向其子郑成功。

清军入闽后，父子二人有一番对话，见于《台湾外记》卷二，儿劝父曰：“吾父总握重权……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然后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矣。”

以海权争天下，这样的主张，在中国是破天荒。此前，郑成功以“通洋裕国”向隆武帝进言，以之为国策，这在政治思想上，亦从未有过，而且还赋予了一个“国家理由”——反清复明。

他以这样的“国家理由”收复了台湾，接着，就派使者到吕宋去，向西班牙总督递交国书，谴责其屠杀华侨的罪行，并联络各地甲必丹——华侨首领，要他们断绝同吕宋贸易。须知，华侨势力，是中国民间海权的一部分，华侨势力消长，就意味着中国民间海权的进退。郑氏时代，中国民间海权的基础，不光在东南沿海，更分布在南洋一带，所有进入该海域的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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