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房大战

想当年，我们蜗居在草棚里等分房，一等就是四年。

单位的三幢住宅楼建好以后空关了三年没有分掉。当然不是房子没人要，而是恰恰相反，要房子的人太多了，怕打破头。

本来我们不打算马上要孩子的，但听说有孩子的夫妇可以优先分房，我们就改变计划把孩子生了下来。

记得妻子临去省城生养的前一天，我们专程去了一趟厂长家与之告别。其实告别是假，谈房子的事情是真。

孙燕挺着个大肚子，让我们的厂长吃了一惊。记得那是1984年的冬天，厂长对我们说，快了快了，我们准备春节前把房子分下去，让职工搬进去高高兴兴过个年。厂长还说：等你们的小宝宝生下来，回到麻县，就不用再住抗震棚了。

听厂长这么一说，我和孙燕的心情便好了许多。谁不想有个像模像样的家，谁不想有个自己安逸的藏身之所？

在去南京的长途汽车上，孙燕便开始一次次地设想、规划我们新房的蓝图──直到我们的儿子长到三岁。

每年冬天我们的厂长都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在春节前把房子分下去，让职工搬进去高高兴兴过个年。但每次都有人威胁我们厂长，说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让厂长过不好年。你想，厂长也是人，他也想过个欢欢喜喜的春节，所以，他只好让新房一年又一年地空关着，让所有的人都仰着脖子，望梅止渴。

本来，我是住不上新房的──虽然我一直自认为，作为全厂唯一的一名“正规”大学生、“正宗”知识分子，进新房应该没有问题。

当时的新房有一室半厅、一室一厅和一室半一厅三种规格，我心不黑，心想哪怕给我一套最小的一室半厅的就行──总要比抗震棚强吧？但后来有可靠的知情人偷偷告诉我：新房的分房方案中没有我的名字。

在这篇小说里，我仍不能告诉你这个告密者是谁，因为我曾向他发过誓：我将用我的人格担保。假如我没有如此可信赖的人格，他是绝对不会把情报告诉我的。我相信他的情报是准确的。

说实在的，这个情报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暂时没有把这个情报告诉妻子。可时间不长，孙燕就察觉到了，就猜到是房子出了岔儿，就拉着我到处去找熟人，去找关系。

她们文化局一位年轻的领导给她出主意说，他和某副市长关系很好，他要我们写封信，由他亲自交给这位副市长，请副市长在信上批示一下，再转到厂领导手上，这样一来，厂领导非重视不可。

我们于是依计而行。我的理由也是堂堂正正的，我不要厂里任何“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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